戈尔丁开拓性探索了性别差异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深远影响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2023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单独授予了美国劳动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以表彰她在劳动市场中对女性劳动者（女性就业、劳动歧视、收入不平等）、教育发展史、经济不平等性等研究领域的卓越贡献。

　　具体来说，Claudia Goldin开创性地利用大量的历史数据和实证研究对女性劳动参与率与性别歧视、教育发展与女性就业、经济不平等与工资结构的变化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的实证分析，为人们深刻全面理解现代劳动力市场结构演变提供了系统化的认知。我们认为，理解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通过降低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歧视，降低女性劳动者的经济不平等性，才能更好地满足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本需求的同步，最终推动社会技术进步并提高社会共同富裕水平。对学术研究者来说，Claudia Goldin展现了如何基于历史观思维，通过学习和利用不同的实证方法，从不一样的角度和层面深刻洞察经济现象背后逻辑认知的重要性。

　　新晋诺奖获得者开拓性探索了性别差异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深远影响

　　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单独授予了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时隔6年后再一次由一人独享。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 现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她曾担任过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1999~2000）、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1992）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06）。

　　戈尔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劳动力，收入不平等，教育发展以及技术变革等广泛领域。她的研究特点主要是基于劳动经济学理论，利用大量的经济史数据结合计量经济等统计方法进行长期性实证分析，这使得她的研究发现往往具有宏大的历史观并能够立足于当下，从而为现实经济问题提供长远建设性意见。尤其是她在性别歧视、教育发展史、经济不平等三个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证贡献。

　　她首次全面展示了几个世纪以来女性（包括劳动参与率、性别歧视、教育程度、工资结构等）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周期性和结构性变化。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女性的参与度极低，而且当女性劳动者参与工作时，她们的收入通常也比男性要少。克劳迪娅·戈尔丁通过深入研究档案，收集并修正了美国200多年的劳动数据，向我们展示出性别在收入和就业率上的差异以及为什么这种差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她的研究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过去、今天和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变化。

　　克劳迪娅·戈尔丁的三个重要研究发现：就业与歧视、教育史、经济不平等

　　在女性就业和女性歧视方面，戈尔丁是少数最早采用宏大数据对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就业和性别歧视进行解释分析的经济学家。20世纪70-80年代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二战后女性就业的增加根本原因是男性劳动力不足以支持家庭收入以及已婚女性就业限制的取消。然而，戈尔丁基于帕尔默组织和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对比发现二战后许多女性因战争的结束很快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其中22%的女性在二战爆发前后始终就没有被雇佣过。她的实证模型指出女性就业能够长期显著增长的核心原因是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她指出相比就业政策对女性就业影响更显著的因素来自于避孕药的发明。戈尔丁的模型实证解释了避孕药降低了女性怀孕的可能性，提高了女性初次结婚的年龄。这进一步降低了女性长期职业投资的成本，导致更多的女大学生毕业选择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性劳动者的供给从而增加。此外，戈尔丁还利用1890-1980年代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数据对比刻画了已婚女性生命周期内的历史劳动参与率变化。自19世纪以来，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并没有呈现出上升的趋势，而是形成了一个U型曲线。随着19世纪初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已婚女性的参与度降低了，但随着20世纪初服务业的增长，她们的参与度开始增加。Goldin将这种模式解释为结构变化和关于女性对家庭和家庭责任的社会规范的演变的结果。关于女性歧视和收入差距方面，戈尔丁抛弃经济学家传统的“歧视系数”理论和瓦哈卡分解等方法，首次采用实验法来解释歧视的产生过程和影响因素。其中一个例子是她通过对美国交响乐团招聘方式改革前后（公开竞演与幕后盲选）对比从而对歧视产生的过程和形成的原因直接进行测度。

　　在教育发展史研究方面，戈尔丁展现了19世纪到21世纪女性教育程度对女性就业的长期影响变化。她通过历史数据观察了19世纪-20世纪20年代（工业革命与大流行病时代），20世纪30年代-1950年代（战争年代），1950-1970年代（战后马歇尔计划与婴儿潮时代）以及1970年代-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不同阶段女性教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进一步深刻提出了“职业女性”理论（认为随着女性进入某些行业,该行业地位和报酬往往会下降）。更重要的，尽管在二十世纪经历了现代化、经济自由化和女性就业比例的提高，但女性与男性之间的收入差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缩小。Goldin实证发现这种收入差距的大部分是在同一职业的男性和女性之间，并且主要是在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产生的。因此，她指出相比于女性教育，家庭责任和婚姻对于男女收入差距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在经济不平等与劳工技能研究领域，戈尔丁指出20世纪美国不平等性呈现出先降后升的变化特征，背后的原因源于美国教育发展的速度与人才需求之间的不同步，这直接影响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不连续性。当教育发展与人才需求在制度因素支持下是同步的，技术进步会降低经济不平等性。因此，解决教育发展问题是解决经济不平等性的关键。

　　克劳迪娅·戈尔丁的发现对中国有何启示？

　　如果说去年诺奖的三位得主给予当今社会的启发主要集中在宏观政策和金融危机的系统认知上。今年诺奖得主则更多地从劳动经济学视角，方法论创新以及对微观经济研究上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

　　首先，进一步解放女性劳动力将降低经济不平等性，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发现展示了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和对女性劳动者歧视降低对降低经济不平等性和改善社会发展具有长期重要影响。因此，全球主要市场应继续引领全球不断提升女性教育水平并有效保护女性劳动者。特别是对于中国这种转型经济体而言，提高女性的社会教育程度并进一步降低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受歧视程度，有助于降低中国经济内部存在的经济不平等性。具体来说，中国在推进性别平等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当前中国劳动市场仍存在一定的性别歧视现象，导致性别工资差距长期存在。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而言，要想进一步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提升社会的共同富裕水平，需要从女性劳动者出发努力提高工作环境的灵活性并设计出台家庭友好型政策。

　　其次，历史观的思考问题。克劳迪娅·戈尔丁的研究往往立足于长期历史性的数据，向我们展现了现代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全貌。可以说，劳动力市场、宏观政策、贸易模式等经济现象的现状都是由历史进程塑造的。历史事件提供了一种自然实验的环境，帮助经济学家建立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比较历史事件前后的变化，可以更全面地帮助人们尤其是决策者判断政策或事件的效果。

　　最后，大数据分析将是未来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克劳迪娅·戈尔丁在劳动经济学最大的贡献之一莫过于采用庞大的历史数据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这与今天采用大数据分析对这一经济现象进行实证一脉相承。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现在可以收集和存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数据。这些数据为经济学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机会，使他们能够研究以前因为数据不足而无法研究的问题。近年来，大数据分析正在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工具之一。因此，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一方面需要学会以历史观的思维洞察现象背后的逻辑，同时也需要利用新的实证方法（大数据、机器学习、大语言模型等）从不一样的角度和层面丰富自身的逻辑认知，而这，恰是未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诞生的摇篮，也是现实世界于变局中开新局的理论希望。